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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
    时间:2011-12-09 23:09:11   发布者:匿名   点击数: 6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回顾这一历程,当代中国青年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意识是存在的反映,我们可以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中把握当代青年人生观、价值观发展的脉搏。

    众所周知,从本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前,中国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社会。在那个政经合一的时代,中国青年的价值观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且也与社会总体价值观一致。其人生价值的指向是“无我”和“忘我”——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人生价值观发生了变异而且带有强烈的绝对的排他性。极“左”思潮在给我们造成灾难性的经济建设恶果的同时,也扭曲了人的灵魂,塑造了一种远离现实生活的“圣人”价值观。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是一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革命。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并存,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政企分开到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性质的确认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齐头并进……20年来巨大的社会变革,折射出当代中国青年对人生思考的光芒。

    如果我们把青年人生观的变化作全过程的分析,便会发现有不同的阶段。一种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当代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发展有四个基本阶段:(1)1980年,主要特征是以潘晓的“人生观”讨论为主题;(2)1981年至1985年,主要特点是开始以一种多取向的、积极的方式和态度寻求新的价值观念;(3)1985年至1989年,主要特征是价值观的高期望值与低评价率之间发生冲突;(4)1989年至今,主要特点是人生价值观趋于现实(谢和,1993)。另一种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当代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的嬗变轨迹经历了五个时期:(1)70年代末,价值观的解冻、复苏期;(2)80年代初,价值观的批判、讨论期;(3)80年代中期,价值观的裂变、探索期;(4)80年代末,价值观的冲突、分化期;(5)90年代中期,价值观的筛选、重建期。

    上述见解对当代中国青年人生观的发展作了细致而深刻的研究,但事实上各阶段或各时期之间往往很难作出如此细致的科学界定。特别是社会发生的变化与人生价值观变化之间的那种必然联系、那种标志性的相互作用体现得不够清晰。笔者的意见是分成两个阶段:(1)80年代,青年思考的主旋律“人为什么活着”;(2)90年代,青年思考的主旋律是“人怎样活得更好”。这样的划分似乎是以时间坐标为出发点,其实不然,笔者的意见恰恰基于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变革。

    80年代,正是中国在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开始进入一个从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90年代,正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后,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在这鲜明的时代背景下,相应地在青年中间发生了有关人生价值观的两场重大的讨论。

    第一场重大讨论发生在1980年4月。北京两位化名“潘晓”的青工写信给《中国青年》杂志,发出了“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感慨。信发表后,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关于人生的大讨论。短短一个月内,编辑部和作者潘晓收到的稿(信)件达2.5万多件。同年7月《中国青年报》也应读者要求,以“怎样认识人生的意义、怎样找到前进的路标”为题展开深入的讨论。讨论的背后蕴藏着“人为什么活着”这样一个哲学命题。由此形成80年代青年人生价值观变化的开端。一个又一个热门话题,展示了他们思考人生意义的心路历程:关于影片《沙鸥》中的沙鸥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的讨论(1981年)、关于美国电影《冰峰抢险队》中麦克唐纳是否等于雷锋的讨论(1982年)、关于当代中国青年学习的榜样张海迪是否幸福的讨论(1983年)、关于故事片《人生》放映后对“人生”认识的讨论(1984年)、关于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中的许文强是否值得学习的讨论(1985年)、关于长江漂流那种冒险精神的讨论(1986年)、关于希尔顿饭店招聘员工事件的讨论(1987年)、关于大学生毕业分配问题的讨论(1988年)等等。

    80年代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经济体制的改革自然而然地引发观念的变革。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控制和引导手段,旧的价值体系的动摇并没有导致一种较为成熟的新的价值体系的出现”(陆建华,1991)。新旧观念并存的复杂局面引起人们包括广大青年的思想混乱,理想的人生之梦与现实的生活之路充满矛盾和冲突。广大青年感到不解的是,他们的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以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许多青年认为人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从思想的苦闷、徘徊到孜孜追求一道道有关“形而上”的人生难题的答案,这种不断的探索伴随着改革的深化而逐步提高。当代中国青年对人生价值观的思考通过矛盾和冲突而趋于多元化和个性化。

    第二场重大讨论发生在1991年12月。上海一位化名“梅晓”的大学生写信给《青年报》,就“我该怎样选择生活”提出一系列非常实在的有关“形而下”的人生问题。这封来信坦然地表达了当代青年自我选择生活的新的困惑:现代人注定要捧着灵魂生活,既不愿把它交给天使,因为这太吃亏;也不愿把它交给撤旦,因为这太卑鄙。有没有既不吃亏又不卑鄙,既完善人格又不碰得头破血流,既有价值又不失感官生活快乐的道路可走?《青年报》就此发起一场新的有关人生观问题的大讨论。虽然这场讨论的影响波及面小得多,但它揭示了新的哲学命题:“人怎样活得更好”,标志着90年代青年人生价值观的新发展。按不完全统计,《中国青年》杂志从1991年以来所组织的与上述命题相关的热门话题就有:关于“‘没活干’,还该不该拼命干”的讨论;关于“从自身做起顶用吗”的讨论;关于在企业里“一个主人的困惑”的讨论;关于“我的用武之地在哪里”的讨论;关于“我们怎样看待中国新富豪”的讨论等等。

    进入90年代,中国的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快速增长,两种经济体制并存的格局开始走向单一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不同于80年代的相当显著的特征。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面对不断涌现的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青年如何学会选择便成了他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课题。我们不难看出,青年关于人生价值观的思考少了些坐而论道的东西,多了些“俗”而实在的内容。从宏观思考向微观思考转变,从追求理念到强调操作性,在本质上是宏观思考的深化。因此,思考“人怎样活得更好”并不意味着不再思考“人为什么活着”,只不过中国青年在今天更多地思考前者而非后者,只不过在思考生命的形而上的本质意义时更加现实而非浪漫。某种程度上,学会了生活选择,就等于拓展了人生道路。当代中国青年的人生价值观经历了新的矛盾和困惑而趋于现实和成熟。

    在这改革开放20年中,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顺应着人类社会发展潮流。我们已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并且正从现代工业社会向后现代工业社会迈步。上述不同社会形态相应地塑造不同的人的社会性格:传统的、自我的、他人的(里斯曼,1950)。其实质就是三种不同的价值指向。我们发现,当代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的演变就经历了从传统(这里的传统不仅是指农业社会给我们所留下的某些封建传统,而且还包括受“左”的影响则形成的意识形态传统)的没有选择余地的单一价值观向自我的多元化的价值观转变,并且正在呈现出为适应社会发展而选择的环境、时尚决定自己行为的他人导向的价值观。可以说,当代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演变与世界范围内的人生价值观演变在方向上是吻合的,在进程上则是因为中国社会急剧的巨大的变迁而表现出浓缩性的特征。

    对青年人生价值观演变阶段的分析,虽然离不开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我们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但是从价值观演变的动力角度来看,还有着主观与客观方面相当复杂的因素。

    当代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处于一个自我价值导向和他人价值导向并存、以自我价值导向为主的时期。

    80年代以来,青年中的自我价值导向已经出现并且不断强化。一方面因为青年期是自我意识形成的人生阶段,另一方面因为社会变革大大促进了社会成员自我意识的发展,这样,青年对自我价值评价的肯定,在其人生面前以及在社会面前凸现出来。许多权威性的研究成果就证明了这一现状。

    1986-1987年实施的一项有关北京市大学生人生观的大型调查显示,被调查者对人生“自我设计”的态度,持“赞成’意见的占79.4%,“不感兴趣”的占11.7%,认为“提法不妥”的占5.4%,表示“反对”的仅占2.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青年对自我的看法和评价:力求把握自己的命运,不愿受外部事物和他人的摆布与约束的一种人生价值意愿(谢维和,1993)。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表的《中国青少年发展状况研究报告(1996)》,也用“自我实现”来概括当代青年中人生价值观的特征。在该项研究的问卷中,有“您认为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被调查者的回答如下:“实现自我价值”为77.5%,“无私奉献”为10.7%,“发大财”为9.4%,“有很大权力”为2.5%。与人生目的相关的另一问题是,“您努力工作首先想到的是什么?”结果选择“实现自我价值”的为50.3%,“多赚一些钱”的为29.3%,“为国家集体多做一些贡献”的为14.3%。这表明大部分青年人把“实现自我价值”作为人生的目标,这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价值观念的主体。1996年在笔者主持的一项以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比例研究为背景的全国性的调查中,我们同样发现被调查者对“实现自我价值”有着相当大的认定强度。我们要求青年对问卷所提供的各种生活需要进行判断,评判分为“非常需要、需要、比较需要、说不清、不需要”五个等级。结果对“实现个人价值、发挥个人才干”选择“非常需要”的占了40.24%;以下依次为“拼搏一场,为国为民干番事业”(27.30%)、“为公益服务、为社会尽责”(9.84%)、“为周围的人做好事、善事” (19.20%)。即便把“非常重要”和“需要”的值相加后再作排序分析,对“实现个人价值”的选择依然排在首位,并且要高出次位选项12个百分点。可见,从改革开放至今当代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的第一指向便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而有着统计意义的其他选项则说明了青年人生价值观存在的多元化特征。

    如前所述,当代中国青年人生观在9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从自我价值向他人价值导向转变的趋势。这种趋势不是后者对前者的简单替代,则是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新变化。按有些学者的意见,受环境、时尚等决定自己行为的他人价值导向而某些方面存在他人价值导向的“矛盾”现象。按有些学者的意见,受环境、时尚等决定自己行为的他人价值导向,是作为后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的本质体现,它造成了一个人的价值主体地位的消失。因此大众文化(他人价值导向)具有消费至上、愉悦至上;整体性消失;深度感消失;广告效应等一系列特征(许纪霖,1992)。那么有哪些具体的动态的变化可以作为论证他人价值导向趋势的判据呢?我们知道,人生观是个大题目,它包含一个人对苦乐、荣辱、生死、幸福、事业、爱情、婚姻、友谊等众多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这里,笔者只能选取有代表性的某些内容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第一,当代中国青年在苦乐观上出现重物质待遇的倾向。80年代在部分青年中已出现重物质待遇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90年代有较大的发展。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承担的“十年来中国青年价值观取向的演变”的课题研究(下面引证80年代的资料,出处相同),向我们提供了80年代青年对理想与物质的追求在总体上倾向于精神追求的结论,虽然那时理想主义已经淡化,而物欲正在抬头。据其调查,有超过3/4的青年对“理想的追求高于金钱”的说法持赞同态度,其中45.92%的人持“赞成”态度,“有点赞成”的占30.05%,持“反对”态度的仅占6.38%,15.0%的青年“不太赞成”。1990年对这一说法再度调查,发现赞同的比例下降(仍高达63.82%),反对的比例上升了一倍(陆建华,1992)。而1996年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青年对物质的追求已经强于对精神的追求,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被调查者对“拼搏一场,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的生活需求与“工资高、待遇好”的择业标准作出评价,结果对后者的肯定比前者高出14%。中国青年对物质待遇的态度经历了从排斥到接受到看重的转变过程。

    在吃苦与享乐的关系上,过去我们虽有“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正确理解,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机械地把它们当作精神与物质的代名词。似乎吃苦就是对精神的追求,享乐就是对物质的膜拜。于是,今天青年中出现重物质待遇的倾向,用老眼光来看无异于对理想与精神的背弃。其实,重物质待遇倾向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的改革就是要让人民的生活富裕起来,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其次,我们纠正了“重物质待遇等于享乐主义”的错误观点;再者,市场经济在中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生活条件等等,这一切使青年的物质追求成为现实。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后工业社会的工具理性取代了过去的乌托邦式的个人审美理性;工具理性使人们的认识不为思辨或形而上学的目的,而为达到成功而展开。工具理性正在我们的社会出现并将成为社会的大众文化。因此重物质待遇的倾向包含了一种现实的精神追求,这是一种由社会大众文化决定个人行为、以他人价值为导向的新人生观雏形。当然,对重物质待遇的倾向要加以引导,让青年懂得不能“唯物质待遇”,懂得苦干是创造物质待遇的前提,从而真正树立健康、正确的苦乐观。

    第二,当代中国青年在幸福观上出现重时尚消费的倾向。传统的幸福含义虽然与禁欲主义的幸福论有极大的差别,但它确实强调人在精神上的满足。这一概念在今天青年人的词典里则被界定为对实际生活条件的体验,并且偏重于对时尚的消费的享受。

    1988年对全国城镇青年的调查表明,70%的人赞成“知足常乐,,的说法,而反对者仅占11.52%,不太赞成的为13.56%。分析资料显示,各类城镇青年对“知足常乐”的说法的第一态度倾向是“赞成”,没有任何差异。这说明认同程度是相当高的。1996年我们的调查发现“知足常乐”的伦理魅力正在隐去,青年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足感在增强关于这一点,我们通过相关的指标来解释。我们在调查中询问:“您对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是否满意?”结果表示“很满意”的占10.95%,“比较满意”的占25.06%,认为“一般”的占25.84%,选择“不满意”的占15.61%,“很不满意”的占3.0%,未填的占19.16%。在五个等级中,认为经济状况“一般”的比例最高。这里的“一般”明显地透露出一种不满足感。如果加上“不满意”的部分,那么不满足现有经济状况的青年的比例(44.45%)就高于那些“知足常乐”者(36.01%)。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与提高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人们追求幸福、希望过美好日子的欲望却越来越强烈。从当代青年消费项目的支出来看,他们的这种欲望是把幸福更多地理解为时尚消费。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青年消费项目除日常衣食开支外,首选项目是“朋友聚会”,加上选择“社交礼仪”、“看电影或戏剧”、“穿名牌或上饭馆”、“进高级娱乐场所”等项目,其比例高达41.35%。上述数据既反映了当代青年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也反映了他们追求眼下最时髦、最流行消费方式的倾向。

    时尚消费倾向的出现与市场经济有密切的联系。铺天盖地而来的广告,为青年追求时尚推波助澜。原来颇具个性的消费行为,在广告效应的刺激下,使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随波逐流,最终沦为时尚的奴隶。所以有人说,时尚消费体现的他人价值导向实质上是一种市场导向,一点也不为过。时尚消费倾向的出现与后工业社会更有密切的联系。文化因成为“工业”产品而具备大众性。卡拉OK、激光CD、卡通文具、时装演出等等,这种大众性消费文化广泛传播,进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左右青年的消费情趣和消费观念,满足了青年的享受欲望。可以认为,重时尚消费已是当代青年幸福观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三,当代中国青年在友谊观上出现重互利互惠的倾向。80年代青年择友、交友活动已不再被贴上“同志加兄弟”、“革命加友谊”之类的政治标签,而强调互利和人际间的真诚与信任。今天这种交友指向依然保持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即结交朋友时互利互惠的原则更为广大青年所接受。

    1988年对全国城镇青年调查的资料表明,青年人最认可的朋友类型有三种:一是“能互相帮助的”,二是“品质高尚的”,三是“有共同兴趣的”(选择的比例分别为38.12%,33.93%,21.63%)。对另两种类型“容貌漂亮”和“为人热情”,给予认可的青年微乎其微。上述结果是当时青年交友深度的一把标尺:交友必须重人品和志趣而绝无功利可言;“相互帮助”虽指在特定事务中帮助对方解决实际问题困难,但更指交往过程中的相互理解与沟通。1996年我们也对青年交友动机作了调查。其认可强度排序如下:“与同事(同学)相处贵在真诚”(90.69%);“搞好同事(同学)关系有利于相互协作”(86.32%);“交朋友,性别不是主要的,关键在于互补”(81.27%);“工作学习上可以相互切磋”(76.11%);“出门办事多个朋友多条路”(60.33%);“精神上得到安慰和寄托”(58.05%);“生活上得到照顾和帮助”(48.39%);“交友不一定投缘,对自己有帮助就行”(39.43%)。这个排序给了我们三点启示:(1)真诚作为交友基本前提不可动摇;(2)交友的互利互惠原则得到较充分的肯定;(3)功利主义的交友动机评价不高。

    如何认识当代青年在友谊观上出现的重互利互惠的倾向?首先,互利互惠是维系友谊、发展友谊的重要因素。友谊作为人与人之间比较稳固的相互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建筑在彼此信任、相互帮助、相互依恋的基础之上。互利互惠完全符合这种“相互性”,从而使友谊持久与稳固。其次,互利互惠原则强化了友谊的社会意义。中国历来有句古语,叫做“君子言义不言利”。朋友交往一旦涉及“利”,就谈不上真正的友谊了。其实,友谊的社会意义正是由其活动的社会目的性和利益决定的,因为利益能促使主体自愿地确立有利于他们和社会的关系。再者,互利互惠原则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随着“工商社会”在城市中逐渐生长发育,一种公平竞争、平等公正的全新的经济观念和社会文化观念正在形成。新的时代条件使互利互惠的交友原则应运而生。最后,互利互惠原则把自我价值导向与他人价值导向有机地融合。80年代巧妙地避免了被指责为极端个人主义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说法,出发点毕竟是主观和自己,消极成分客观存在。而互利互惠原则兼顾了主观与客观、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使青年找到了一种既适应社会发展又实现个人发展的人际交往的模式。问题是,有部分青年认同功利主义,认为结交朋友仅仅为了对自己有好处。这就需要我们加强教育,因为如果承认这种观点的合理性,那么人世间无所谓有真善美的友谊了。

    当代中国青年的人生观向他人价值导向转变的趋势,在爱情观、事业观上也有所反映(如重感觉体验的爱情观、重市场需要的事业观等),限于篇幅,本文不展开论述。

    王御覃著.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生活品味报告.西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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